《江南春》重回南博 监守自盗争议未歇(图)

发布 : 2026-1-06  来源 : 明报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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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画家仇英的《江南春》(图)去年现身拍卖场,掀起一场关于文博系统监守自盗的风暴。「江南佳丽」是明代书法家陈鎏题的引首。(网上图片)


一幅明代仇英古画《江南春》被揭发经入藏方江苏南京博物院(南博)流出并进入拍卖市场,掀开内地文博系统乱象。业内人士透露,近十年来,与文物相关的案件持续发生,被发现并引发公众关注的只是冰山一角;而馆藏爆满、监管缺位,以及监守自盗手法之纯熟,都是公众难以想象,中国文物保护仍任重道远。

浙江南浔中国近现代收藏大家庞莱臣后人捐献的多件文物去向不明,其中明代画家仇英的《江南春》,在去年5月以8800万元(人民币,下同)估价现身北京嘉德春拍预展。经庞氏后人庞叔令向文物部门举报,画作最终撤拍。事件近期曝光,由此揭开南博保管文物乱象之一角,不少观察人士认为,南博前院长徐湖平涉嫌监守自盗。

上月底,江苏省级调查组人员已将徐湖平从私家别墅带走调查。国家文物局宣布成立工作组介入核查,声称要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切实维护国家文物安全。

事件昨传出最新进展,目前手持《江南春》的宁波籍收藏家朱光从澳洲归国,主动把该画作移交相关部门。尽管《江南春》已重新入藏南博,但围绕文博系统的争议并未平歇。

举报:向陕博捐2333藏品剩876件

南博的事件曝光后,在网络上,包括陜西省爱国学者刘军山的后人也称,刘向陜西省博物馆捐献的2333件碑帖目前仅剩876件;贵州省著名爱国实业家和红色资本家伍效高的后人亦反映,伍生前收藏大批古代知名画家的画作及其他文物,在反右运动及文革期间被抄家,在伍被平反多年后,贵州省有关部门仅将其中13幅近现代作品发还伍家,包括名家字画、珍贵文物等物品至今不肯归还下落不明。

文革查抄古玩佚失属历史遗留问题

有资深古玩行业内人士对本报称,新中国成立初期捐献文物去向不明、文革查抄古玩返还等大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现如今,文物管理仍存在其他诸多薄弱环节。

中国早年经济腾飞,古玩行情也水涨船高。上世纪90年代初,内地开始设立拍卖行,逐渐与现属国内境外的香港拍卖行交相辉映。随著超亿元的古字画、数千万的古瓷及高古玉等频频创下纪录,前述人士称,古玩拍卖进入内地的30年,内地盗掘古墓现象近乎猖獗。

考古人员「顺手牵羊」时有发生

除了要打击盗墓贼,考古人员「顺手牵羊」的情况更防不胜防。2010年9月,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博物馆的邓姓工作人员,在抢救性挖掘工程现场私藏价值高昂的红山玉猪龙。直到5年后,辽宁朝阳警方宣告铲除10个盗墓团伙,抓获被称为盗墓「祖师爷」的姚玉忠等人,顺藤摸瓜牵出了前述邓姓男子,以及赤峰市敖汉旗博物馆业务骨干刘姓男子等4名公职人员,这些人均涉在考古现场私藏出土文物,再与盗墓贼勾结变卖。

古董文物自古有公藏私藏之别,通过地下(水下)考古、文物捐献及购买等方式,进入公立博物馆等公藏领域的文物,如何有效监管至今仍是难题。

一名文博领域不愿具名的人士称,内地文物监管经历了极混乱的阶段,直到原文化部于1986年颁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确立了藏品接收、鉴定、登帐、编目及建档的标准流程,馆藏建档工作才开始走向系统化。

文物虽有建档流程,但如何有效监管防止「家贼」, 文博系统至今并没有建立起一套透明的可让外界监督的机制。建档制度推行十馀年后,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文物监守自盗案再次为文物保护敲响警钟。河北承德市中级法院2004年7月审理了该案,检方指控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文保部主任李海涛在12年期间偷盗158件文物,通过用‰斗~替代或者伪造库存清单的方式掩盖其罪行。此案之所以揭发,是有文玩专家在2002年于香港佳士得春拍预展中,发现了怀疑来自承德外八庙的拍品。

近年来,拍卖行屡次成为文物监管乱象的照妖镜。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监守自盗,也是在其委托中国嘉德、浙江一通等拍卖行进行预展时东窗事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萧元于2002年10月至2010年3月期间,利用职务便利进入画库,通过用事先临摹好的赝品掉包的方式,将馆藏的张大千、齐白石等书画家的143幅书画窃为己有。萧通过拍卖获利,涉案金额逾亿元。

在广东崇正2020年春季拍卖会上,重头戏拍品——数十位近代名人「致西南名儒林思进信札」,在上拍前遭举报撤拍,后证实是四川省图书馆于2004年的失窃文物。

盗古墓窃文物仍保留死刑未阻犯罪

内地《刑法》对盗掘古墓、盗窃珍贵文物等行为仍保留死刑,但古墓、馆藏文物流入拍卖市场等事件仍持续上演。

早年「雅贿」盛行 业界促加强权力监督

前述文博领域的人士称,官方一方面要求保护文物僚媎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在对权力的监督上还是力有不逮;长期以来,博物馆系统在外界被认为是「清水衙门」,但实际上是「肥差」。在内地反腐不力的年代,官员间流行「雅贿」,不少博物馆的掌权人顺势成为这种非法勾当的桥梁。

实际上,在文革时期,如当时的副主席林彪、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康生等,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的文物,均以数千件记。197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曾举办「康生窃取文物展览」,展品3500件。

有古玩行业内人士称,在内地公藏文物推行建档制前,已有巨量藏品流出。在建档制推行后,在文物鉴定和评级不严格的地方级博物馆,也出现了如用‰斗~瓷器替换出真品古瓷等现象。大部分观众无法鉴别古董真假,亦无力参与监管。另一个公众意想不到的情况是博物馆藏品爆满,存储和展陈空间不足的困境。

一座高规格隋唐墓葬,陪葬的陶俑就多达数百上千件,每年发掘的这类墓葬以数十计,库房「俑满为患」。由于大量文物其实是重复的,与公众见面的机会几乎为零。这也为文博系统人员盗卖制造了空间。

古玩界人士称,对藏品建档、定期清点盘查等,都可最大限度保管好文物,但如果对权力监督不力,浓缩了巨量财富的馆藏文物,难免以某种瞒天过海的方式流出。该人士说,拍卖行明面交易的古董,可能不到古玩交易量的十分之一,大部分见不得光的古玩,仍在藏家、玩家乃至官员之间流传。

明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