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的威慑冒险
发布 : 2025-11-18 来源 : 明报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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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伊始，刚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的一番言论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
在7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高市面对立宪民主党国会议员冈田克也质问时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的侵攻「是使用军舰并伴随武力行使的话，无论怎么看都有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的状况」。
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公开明确表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这一表态立即引发北京的强烈抗议，驻大阪中国总领事馆外交官在社媒平台以「斩首论」反击，导致日本社会上下舆论哗然，令中日关系迅速陷入紧张气氛。对一名新任首相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高风险的对华外交开局。
日方思维侧重对华明确威慑
从国家安全保障团队的人事布局来看，高市的内阁布局被日本媒体形容为「有事内阁」，例如两名关键人士的任命引人注目：一名是和美方关系密切的前航空自卫队北部航空方面队司令官尾上定正被委任为主管安保相关重要政策的首相补佐官，另一名是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曾参与去年「台湾有事」危机管理推演。再加上新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其选区就在保有美国海军基地的横须贺，和美军关系密切。高市的人事布局反映她在对台安全保障领域采取强势姿态，明显倾向以威慑方式向北京传递信号。
高市的对台思维与2023年8月前首相麻生太郎的言论如出一辙，都是基于美式的威慑（deterrence）逻辑：即透过提前表明日本可能的反应和决心（resolve），来提高中国武力行动的成本（cost），以期「吓阻危机于未然」。瑞士学者Lionel P Fatton于2024年在Asian Security期刊发表的一篇题为〈冒险行事：日本对台海的前沿威慑姿态〉（Sailing Close to the Wind: Japan's Forward Deterrence Posture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的论文认为：近年来台海形势的紧张提高了日本被卷入的风险，因此日本愈来愈倾向通过「前沿威慑」来缓解被卷入的可能。
然而，北京对日本做法的解读截然不同。中国舆论普遍将「威慑」视为「挑衅」（provocation），更指出过去历任日本首相通常以模糊言辞来处理台海议题，而高市是第一个明确将「台湾有事」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直接挂钩的日本首相。对北京而言，这不仅涉及安全计算，更触及中日历史问题的敏感点——即在道义上日本没有资格介入其前殖民地的事务。
笔者在过去3年详细深入研究了2006年以来3个日台关系案例，以探究冷战后日本对台外交政策的规律，发现日本是否介入台海问题主要取决于3个条件组合，包括：美国的外部压力、首相的内政强弱，以及官僚的谨慎程度。在缺乏美国外压、首相强势且官僚谨慎程度高的情况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多采取自制姿态（如2018年的安倍内阁）；相反，在美国外压强大、首相弱势且官僚谨慎程度低时，日本介入台海的可能反而上升（如2021年的菅义伟内阁）。
目前高市内阁的状况介乎两者之间：即特朗普政府并未向东京施加压力，但高市在内政上属于弱势领袖，虽享有高内阁支持率但尚未有能力通过国政选举控制国会，自民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依然是少数执政党。因此，高市需要通过对华强硬来巩固保守派支持层。这一日本国内政治的结构性原因，可能是推动她采取较强硬对华外交的主因，以避免国内右倾保守派的离心。
没人想到中日关系会在2025年末再次进入艰难时刻。高市自称是「安倍主义传人」，然而安倍时代对华外交的核心哲学是「威慑」与「沟通」并行，而不是欠缺自制的口不择言。如今的日本面对兵员不足、资源有限且不拥有核武，过分强调军事威慑而不是沟通对话，恐怕难以维持中日关系的平稳。
高市发言欠谨慎 乏与北京沟通管道
2012年后，第二次安倍政权倚重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担任和北京的沟通管道，成功建立了中日首脑高层的互信。安倍于2014年和中国改善关系之后，更刻意避免与台湾高层政要会面（例如2018年6月安倍在冲绳参加政务活动时，即使和李登辉下榻同一个酒店也坚决不会面，确保当年10月访华顺利实施），以维持和北京的对话沟通空间。回看今日的高市政权的人事布局，明显缺乏能与北京高层直接对话的重量级调解者，使中日危机管理能力显著弱化，推高了两国关系出现对立的风险。
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国际教养学部教授
在7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高市面对立宪民主党国会议员冈田克也质问时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的侵攻「是使用军舰并伴随武力行使的话，无论怎么看都有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的状况」。
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公开明确表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这一表态立即引发北京的强烈抗议，驻大阪中国总领事馆外交官在社媒平台以「斩首论」反击，导致日本社会上下舆论哗然，令中日关系迅速陷入紧张气氛。对一名新任首相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高风险的对华外交开局。
日方思维侧重对华明确威慑
从国家安全保障团队的人事布局来看，高市的内阁布局被日本媒体形容为「有事内阁」，例如两名关键人士的任命引人注目：一名是和美方关系密切的前航空自卫队北部航空方面队司令官尾上定正被委任为主管安保相关重要政策的首相补佐官，另一名是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曾参与去年「台湾有事」危机管理推演。再加上新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其选区就在保有美国海军基地的横须贺，和美军关系密切。高市的人事布局反映她在对台安全保障领域采取强势姿态，明显倾向以威慑方式向北京传递信号。
高市的对台思维与2023年8月前首相麻生太郎的言论如出一辙，都是基于美式的威慑（deterrence）逻辑：即透过提前表明日本可能的反应和决心（resolve），来提高中国武力行动的成本（cost），以期「吓阻危机于未然」。瑞士学者Lionel P Fatton于2024年在Asian Security期刊发表的一篇题为〈冒险行事：日本对台海的前沿威慑姿态〉（Sailing Close to the Wind: Japan's Forward Deterrence Posture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的论文认为：近年来台海形势的紧张提高了日本被卷入的风险，因此日本愈来愈倾向通过「前沿威慑」来缓解被卷入的可能。
然而，北京对日本做法的解读截然不同。中国舆论普遍将「威慑」视为「挑衅」（provocation），更指出过去历任日本首相通常以模糊言辞来处理台海议题，而高市是第一个明确将「台湾有事」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直接挂钩的日本首相。对北京而言，这不仅涉及安全计算，更触及中日历史问题的敏感点——即在道义上日本没有资格介入其前殖民地的事务。
笔者在过去3年详细深入研究了2006年以来3个日台关系案例，以探究冷战后日本对台外交政策的规律，发现日本是否介入台海问题主要取决于3个条件组合，包括：美国的外部压力、首相的内政强弱，以及官僚的谨慎程度。在缺乏美国外压、首相强势且官僚谨慎程度高的情况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多采取自制姿态（如2018年的安倍内阁）；相反，在美国外压强大、首相弱势且官僚谨慎程度低时，日本介入台海的可能反而上升（如2021年的菅义伟内阁）。
目前高市内阁的状况介乎两者之间：即特朗普政府并未向东京施加压力，但高市在内政上属于弱势领袖，虽享有高内阁支持率但尚未有能力通过国政选举控制国会，自民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依然是少数执政党。因此，高市需要通过对华强硬来巩固保守派支持层。这一日本国内政治的结构性原因，可能是推动她采取较强硬对华外交的主因，以避免国内右倾保守派的离心。
没人想到中日关系会在2025年末再次进入艰难时刻。高市自称是「安倍主义传人」，然而安倍时代对华外交的核心哲学是「威慑」与「沟通」并行，而不是欠缺自制的口不择言。如今的日本面对兵员不足、资源有限且不拥有核武，过分强调军事威慑而不是沟通对话，恐怕难以维持中日关系的平稳。
高市发言欠谨慎 乏与北京沟通管道
2012年后，第二次安倍政权倚重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担任和北京的沟通管道，成功建立了中日首脑高层的互信。安倍于2014年和中国改善关系之后，更刻意避免与台湾高层政要会面（例如2018年6月安倍在冲绳参加政务活动时，即使和李登辉下榻同一个酒店也坚决不会面，确保当年10月访华顺利实施），以维持和北京的对话沟通空间。回看今日的高市政权的人事布局，明显缺乏能与北京高层直接对话的重量级调解者，使中日危机管理能力显著弱化，推高了两国关系出现对立的风险。
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国际教养学部教授